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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探析
发布日期:2019-08-22 19:30   来源:未知   阅读:

  摘要:作为一份在中国近代史上享有极高声誉的民营报纸,《大公报》在建国初期进行了艰难的转型。其中政治局势的变化、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社会环境的改变,对《大公报》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报纸的兴衰存亡反映了政治经济等社会大环境的变迁,探究推动《大公报》转型的社会动因,分析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对传媒业的影响,买马开奖结果网站,有助于为新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转型提供些许经验和教训。

  《大公报》自创办之日起,“传播信息,主导舆论,臧否时事,月旦人物,像百科全书一样地记录了世纪的风云,记录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积极维护着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呼唤和期待着中华的振兴。”[1]正如方汉奇先生对《大公报》的评价,这份由知识分子精英主办的报纸,在一百多年里始终坚持“大”与“公”的办报宗旨和“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中国人民争取解放与独立,寻求发展与振兴的艰辛历程。1941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评选世界优秀报纸,《大公报》获得荣誉奖章。1980年,《大公报》被联合国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新闻事业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政治、经济、社会等条件的变化对《大公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大公报》在与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中不断发展,实现了建国后的新生。

  1902年6月17日,英敛之在天津创办《大公报》,以“忘己之为大,无私之为公”作为办报宗旨,苦心经营,使《大公报》成为华北地区的大型日报,后英敛之退出,《大公报》转归王郅隆经营,销量大跌。1926年《大公报》续刊,在吴鼎昌、胡政之和张季鸾的领导下,由地方性报纸发展成为拥有天津、上海、重庆、香港、桂林等多个地方版的全国性大报。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作为民间私营报纸,紧跟时代前进的脚步,在社会主义的大潮中成功实现自身的转型,在为国家建设服务的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新成绩。1966年,伴随“”的开始,《大公报》受到巨大冲击,并于同年12月份停刊,至此这份中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在大陆销声匿迹。

  解放战争时期,《大公报》以上海作为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港版《大公报》。新中国成立后,《大公报》各版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变革。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重庆《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得以返回报社。在军管会的领导下,重庆《大公报》继续出版,并于1950年4月4日获得报纸杂志登记证,成为合法的民营报纸。然而由于《新华日报》在渝出版造成《大公报》发行量下降、广告收入锐减,为了解决报社的经济困难,重庆《大公报》进行了公私合营,以重庆《大公报》为基础,于1952年8月5日正式成立《重庆日报》作为重庆市委机关报,自此重庆《大公报》不复存在。

  天津解放后,中共中央对《大公报》的研究决定,在天津《大公报》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改组易名,易名后的报纸名字为《进步日报》,其性质仍然是私营企业。1949年2日7日,天津《进步日报》创刊,该报日发行量2万多份,同时积极拓展广告来源,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上海解放后,《大公报》上海版于1949年6月17日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宣告转变立场,成为人民的报纸。继续出版的上海《大公报》欢呼新政协的召开,支持中共领导的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斗争,宣传报道“三反”“五反”运动,虽然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政策方针,但由于机关封锁新闻、民众对党报的信赖等因素,《大公报》的发行量仍然出现大幅下降,广告收入也骤减。面对这一困局,毛主席作出指示: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迁京,报名仍叫《大公报》,作为全国性报纸,报道分工是国际新闻和财经政策。

  1956年10月1日,《大公报》正式在北京出版发行。沪津两家报纸合并后,《大公报》采编发行人员工作热情高涨,到1956年底《大公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结束了建国后的亏损局面。然而随着“”的到来,报社的正常工作秩序遭到破坏,《大公报》不得不改名为《前进报》继续出版。但改名后的《前进报》仍然被扣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最终在的炮轰下,于1966年12月28日被迫停刊。至此,这份有着64年历史的报纸在内地画上了一个句号。

  “社会制度决定传播制度,社会生产力水平等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在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新闻事业。中国的报纸不可能不带有它所在的社会的特征。同时,它又是服务于该社会的一个子系统”,[2]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作用。公元1949年,是一个旧的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的纪元的开始。“文人论政,文章报国”亦随旧时代而消逝,中国社会进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一方面,将报纸视为“天下之公器”的《大公报》为承载新的历史使命,必须对自身进行重新定位,摆脱资产阶级新闻观,代之以无产阶级新闻观,以适应新时代国家和人民的新要求。另一方面,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对旧的社会话语体系进行全面替代,开始主导社会舆论,对民营报纸提出了“利用、限制、改造”的六字方针,利用《大公报》在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中的高声誉与影响力以及《大公报》的办报经验和优势,对《大公报》进行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改造,使之为新社会、新政权服务,为国家发展、经济建设服务。

  最初,《大公报》由英华在租界创办,后经历军阀割据、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各阶段。从1902年6月17日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的这段历史时期,由于国家长期缺乏强有力的政府的领导,社会整合能力有限,为《大公报》能够针砭时弊、自由论政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新中国的成立、统一的国家政权的建立,改变了《大公报》长期以来所处的政治环境,服务于旧时代的一切都需要打碎重建后向社会主义看齐。1949年至1956年,依靠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的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旧的新闻事业进行了清理、整顿与改造工作,经过调整与改造,中国形成了以各级党报为主体的、多种人民报纸并存的报业结构。“在传统社会中,社会整合是通过民族、宗教、政治和商业机构的维系来形成和实现的。而在现代社会中,大众传播体系成为参与社会整合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3]报刊是建国初期最普及最重要的新闻传播工具,而作为一份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大报,《大公报》自然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其新闻来源、摇钱树心水坛。采访方式、编辑方针等都在强制性变迁之下发生了必然的改变。

  阿特休尔说:“在所有的新闻体系中,新闻媒介都是掌握政治和经济权力者的代言人。”[4]新中国建立初期,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的落后局面和来自外部帝国主义国家的敌视、封锁,国家需要新闻媒介动员和鼓舞民众,以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从而更好地为国家发展、社会建设服务。这一时期,党和国家的许多领导人认同“报纸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论断,也使得报纸的政治职能强化,更多地承担了意识形态斗争工具的功能。“1949年后官方依据阶级斗争政治理念,贯彻根据地时期建立起来的党报模式,按照人为设计出来的‘外部规则’建立一种新的报业秩序”[5],而《大公报》只能努力融入这种新的报业秩序中才能继续生存发展。

  融入的过程是艰难而痛苦的,面对新的话语方式、新的盈利模式、新的报刊分发渠道,大公报人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在强化了报纸的指导性后,私营报纸的优势已不复存在,‘超党派’立场的新闻没有了,‘内幕新闻’没有了,‘本报专电’和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也没有了。”[6]就新闻信源而言,随着新政府的建立,国家对舆论的态度由放到管。以1950年8月15日的《大公报》上海版为例,当天《大公报》的头版刊登的几乎是来自新华社的专电,如“朝鲜解放五周年纪念,毛主席电金枓奉致贺,周恩来总理电金日成首相”、“朝东海岸要港浦项解放,洛东江东岸美敌图顽抗受挫,美帝隐瞒伤亡人数引起内部攻击”、“在安理会会议上,马立克严斥美英代表,指出朝鲜情势为中国情势重演,美国及其附庸阻挠僵局的打开”等等。新闻信源的单一化使得《大公报》失去了其素来在新闻信息丰富多元方面的优势。

  在自由市场经济下创办的《大公报》作为一份经济完全独立的民营报纸,发行和广告是其主要经济来源,而“建国初期严格的新闻内容管制和随后实行的分工体制,使私营报纸在发行市场上面临一种不利的局面:办报特色逐渐淡化,新闻报道无法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即读者对私营报纸的需求量下降;分工体制使私营报纸的读者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而且要求私营报纸本地化的措施,使原来具有全国影响的私营大报只能放弃外地市场,条块分割扭曲了报业的发行市场”。[7]同时建国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确立,报纸以公费订阅为主,这也导致《大公报》的发行量逐步减少。以上海《大公报》为例,解放初期其销量为16万份,“后逐年减少,1952年下降到6.3万份,广告收入大减,仅为4年前的40 %。到1952年10月,报馆合共赔偿41.5837多亿元,折合美元大约20万元,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8]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过程中,党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提出了进行公私合营的改造方针,“1950年3月,全国有私营报纸58家,同年下半年起,《大公报》、《文汇报》等相继实行公私合营,1951年8月私营报纸减少到25家,到1953年初,全部实行公私合营”[9]。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建设成为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党和国家“正在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即将开始,客观形势要求有一张以财经为重点的全国性大报”,以对国家的经济政策、方针进行及时的报道,而《大公报》作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影响最大、声誉最隆的一家报纸,具有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人才和丰富的新闻工作经验,有能力承担起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宣传报道的责任。加之其在经营上遇到了经济困难,党和国家决定将大公报天津版和上海版进行合并,迁至北京,专门进行国际新闻和财经金融政策的报道。

  对民间报纸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体现了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两大群体之间的博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精英以报刊为主阵地,对国家未来前途做了一系列伟大畅想,而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社会开始由对知识精英的崇拜逐渐转向对政治精英的崇拜,社会话语权也由知识精英向政治精英交接。所谓的政治精英,从字面意思理解就是政治体系中的精英分子,一般是指在一个社会中掌握权力或处于首领地位的人。政治精英是一个社会的领导群体或阶层,其兴起的同时必然对知识精英产生了或有意或无意的压制,有学者认为,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歧视成为一种新传统,在政治精英领导下的社会对知识分子的普遍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民营报纸在建国后遭受冷遇。《大公报》在新闻采访方面表现卓越,新闻、通讯颇具时效而有血有肉,因而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然而,建国后《大公报》在新闻素材的收集上遇到了制度性的阻碍,同时常常因为民营报纸的性质而受到被采访单位的歧视、冷遇甚至拒绝,这在客观上对《大公报》自身的转型起到了促进作用,使其逐渐转型成为党报体系中的一份子、人民群众新闻事业中的一员。

  报刊业的发展是与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报刊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从《大公报》在建国后的命运走向,我们能够获得的认知是:在党报占据绝对核心地位的时代,民营报纸发展艰难,纵然国家为民营报纸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条件,但面对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大公报》为代表的大多数民营报纸难以真正适应并融入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中,最终走向了停刊的命运终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当下,媒体如何平衡政治和经济两股力量,真正将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更好地实现其传播信息的功能,是每一个媒体人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和积极实践的挑战。

  [5] 江卫东.建国初期《大公报》新闻报道困境考察——以规则博弈为视角[J].学术交流,2015(12):203-208.

  [6] 单波.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61.

  “2018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11月10日在厦门大学举行。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卢新宁,福建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秘书长梁建勇,厦门大学党委书记张彦,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等与会并致辞。

  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于11月7日至9日在乌镇召开。本届大会以“创造互信共治的数字世界——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